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从历史档案文献中吸取经验教训，北京师范大学的程建平、魏礼群、郑师渠、杨共乐、张皓、张双智，与青海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张广志、赵海兴、杜常顺、丁柏峰等专家学者多年来密切合作，努力整理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青藏高原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第一辑共78册，由《近代青海考察记和调查资料汇编》（全40册）、《汉藏历史辞书辑要》（全20册）、《清代伊犁将军奏议选编》（全18册）组成，由北京联合出版责任有限公司2019年9月出版。

这套资料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内地官员、学者到青海地区出差、考察、旅游或任职青海时所留下的记载涉及到青海地区的地理、物产、农业、经济、宗教、民俗等等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广大地区的开发，大学和政府机构派出多个调查团赴青海地方各县市深入调查，撰写成调查报告，是往昔青海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所记皆是亲自所得，具有真实性，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是史学、游记、民族研究结合的一大范例。考察记、调查报告、期刊也是青海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近代青海考察记和调查资料汇编》收录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旅居青海官员、文人游记32部著作，学术研究著作12部，考察报告14部，社会调查文章100多篇，以及《新青海》期刊，约1000万字，时间跨度为自1840至1949年，是了解青海社会、宗教、民族、经济、地理情况的珍贵历史资料。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唐朝起就与内地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汉藏语言翻译是人员往来必须的文化交流。自宋、元、明、清，中央王朝设立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进行汉藏语文的学习。由于汉藏人民广泛信仰藏传佛教，民间的佛教徒学习佛经也必须具备汉藏语言。因此，《汉藏历史辞书辑要》收录了一批宋元至民国时期的汉藏语文辞典，共28种，约300万字。例如，《大藏字母九音等韵》、《密答喇五百法尊像》、《藏密礼赞法要》、《宗喀巴大师启请充满加持颂》、《唐五代西北方音-附：梵文腭音五母的藏汉对音研究》、《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等对了解藏传佛教都是有益的参考。清代乾隆时期官修的《五体清文鉴》、《御制同文韵统》、《钦定西域同文志》，是按地名、山名、水名、人名等分类、编译，用满、汉、蒙、西番（西藏）、托忒（蒙文）、维吾尔等六种文字标注，用汉字注音，并说明其含义、地名沿革和所列人物简历等。满、汉、蒙、维、藏五种文字合璧对译，寓意就是国家统一、边疆安定，是研究清代新疆、西藏、青海历史的重要史料。民国时期，汉族同胞自发的组织编撰了一些汉藏翻译小辞典，其中《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就是一部代表作，为解放后的汉藏翻译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乾隆27年（1762年），清朝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至1912年止。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是新疆最高军政首脑，有统率驻军、考察官吏、屯田置牧、组织生产、核征赋税、巡边守土等职能。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巡抚执掌伊犁将军的军政大权，成为军政一把手，伊犁将军只负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防务和军政。部分伊犁将军、新疆巡抚奏议保留至今，伊犁将军、办事大臣奏报，与乾隆敕命，形成了军政条款、行政措施，内容包括军事、外交、官员任免、户口差徭、朝贡、边境、捕盗、屯田等，在治理过程中行之有效，使之制度化，运用国家权力贯彻执行。《清代伊犁将军奏议选编》收录了伊犁将军萨迎阿、松筠、奕山、布彦泰、马亮、广福、长龄、长庚、那彦成以及新疆巡抚刘锦棠、陶模、联魁等20多位军政大员的奏疏，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止于宣统朝，适当补充了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等名臣的奏疏，约400多万字，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管理的第一手资料。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这套78册资料的出版，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青海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关系建立以来双方科研合作的重大成果，是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献礼。